21. April 2016 · Comments Off on 独家专访普利策奖得主:“血泪海鲜“调查的来龙去脉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世界说|赵晗 发自北京

我们吃的每一口海鲜,都可能沾着缅甸渔工奴隶的血泪。

2016年,第100界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授予了美联社的4位女记者。她们通过7篇长篇调查和2个视频报道,向我们揭开无比震撼的印尼渔工奴隶的悲惨世界。

四位获奖记者分别为埃丝特 (Esther Htusan)、玛吉•梅森 (Margie Mason)、罗宾•麦克道尔 (Robin McDowell) 和玛莎•门多萨 (Martha Mend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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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左到右依次为:玛莎、罗宾、埃丝特、玛吉。

玛吉告诉我,她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获得普利策奖,得知获奖时,也感到非常震惊。

在成功解救超过2000名奴隶之前,美联社没有刊发一字一句。确定劳工安全后,他们才发表了报道,让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东南亚渔业奴役虐待非法移民几十年的故事。

整个报道涉及四个国家,不仅实地拍摄到被关在笼子里的渔工奴隶,还通过现代科技追踪到整个海鲜的供应链,甚至定位到具体超市和餐馆。

而在整个报道中,四女子还面临黑势力的威胁,险些在海上发生危险。

带着敬意,我对四位记者中的玛吉进行了专访,听她讲述调查背后的故事。

■调查如何开始?

这个项目的召集人正是玛吉。她是美联社驻印尼的记者,已经在印尼工作了4年。

在玛吉看来,海鲜业存在奴役劳工的问题本身,并不是新闻。她对我说:

“我们这里的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海鲜业存在大规模的劳工问题。”

但令玛吉感到苦恼的是,人们知道问题存在,但并不在乎。她一直在想,怎么才可以让人们真正关注这个问题。

作者中的罗宾是玛吉的好搭档,已经在印尼驻站7年,她们一起合作过许多报道。在一次关于缅甸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报道中,她们开始正式听到关于印尼渔工奴隶的事情。

听到这个线索后,玛吉进行了一些调查,看到在过去几年,这个群体的人数甚至是不断上升的。她去找罗宾说:“我们下一步做做这个题目吧!”二人一拍即合。

玛吉也读到过不少被解救的劳工故事。“年复一年,内容都一样。”

玛吉说,她们这次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情。首先,她们想找到被俘虏的渔工;第二,她们希望跟踪这些海鲜,特别是进入美国的路径,希望明确画出其供应链。

就这样,玛吉和罗宾开始了她们的项目。在一开始的九个月,她们不动声色地进行调查,期间也处理其他报道。当她们挖到本吉纳这个小岛时,她们意识到需要美国的同事进行协助。于是她们找到了玛莎,算上这次已经是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

当知道本吉纳岛上多为缅甸渔工时,她们找到这个团队的最后一名成员埃丝特,她本身就是缅甸人。

这个组合的特别之处在于,全是女将。

“这在调查报道中不多见,通常会有不少男性参与。”

玛吉对我说,她们从未觉得缺少男性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什么不便,也没有一个时刻因为是女性而感到处于某种劣势。

“我们专业地进行着我们的工作,并不认为因为我们是女性,就会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障碍和阻力。”玛吉说。

■上岛,入海,一个被困渔工当她们的摄影师

一开始,她们谁也没有听说过本吉纳,直到她们得知一间NGO发现该岛存在渔工奴隶问题,正计划前往。NGO同意她们随同探访,罗宾自告奋勇。

当罗宾踏上这个大洋中的小岛时,她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她看到几百被奴役的渔工,他们甚至被锁在铁笼子里;她还看到了埋葬着许多人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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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百被奴役的渔工被锁在铁笼子里

“我们开始清晰,这将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报道。”

罗宾发现岛上全是缅甸人,无法和她沟通。于是她找来了缅甸人埃丝特。

当埃丝特娇小的身影出现在本吉纳岛上时,缅甸劳工大感震惊。但当这些男人发现埃丝特会讲缅甸语时,马上对她非常信任,向她倾诉他们的遭遇,并开始自发地保护她,视她为妹妹。

“对于这些男人来说,埃丝特代表着家乡。她是他们回家,告诉他们家人他们在哪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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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丝特

很多人好奇那则笼中人的近距离视频是如何拍到的,不会被保安抓起来吗?玛吉告诉我,她们在衡量了风险之下,决定让一个被困在岛上的人协助拍摄。那名男子自愿帮助她们进行了快速的拍摄,并询问了她们想要问的问题。

“他这样帮我们,是冒着极大的人身风险。他的勇气值得嘉奖。”

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埃丝特和其他美联社的同事也拍摄了相关图片。

问到最可怕的经历,玛吉说要数罗宾和埃丝特离开本吉纳的前夜。她们那时已经收到口风,渔业公司要求她们离开自己的领地。因为码头是属于公司的私人物业。

她俩心想:“大海总不是你的吧!”于是她们决定提早一天离开岛屿,登上小船,在海上继续拍摄。上船不久,渔业公司的人就发现了她们,很快,他们派人驱船前往,企图撞击她们的小船。

在千钧一发之际,经验丰富的Robin跳起来大喊:“外国人!外国人!”对方才停止了撞击行为。

“要是撞翻了外国人,事情就搞大了,他们也不想牵扯使馆进来吧。但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玛吉承认这是一项非常有挑战的调查,但她并不认为她们是在进行刺激的暗访。她告诉我,罗宾已经在雅加达7年,她也呆了4年。她们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做事的方式。

“我们并不是盲目而无知地进入现场,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玛吉看着我说:

“我们谨慎小心,我们明白如何操作。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也没有隐瞒我们的身份。”

他们果然非常谨慎而专业。当这几个女子去接触本吉纳岛上的渔民时,她们使用了障眼法。那一天,她们和分社的几位当地摄影师同事一同前往,摄影师去和渔业公司的人谈话,四处拍摄,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的注意力。

“这使得我们更容易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和渔工多说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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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工深夜还在干活

■选择几千条人命,而不是特大新闻

“艰难并不体现在某个特别的时刻。”

玛吉告诉我,困难在于如何把每一个碎片穿起来。信息碎片太多了,但是她们并没有一个文件或资料可以指引。

“都要自己来。”

而追踪这些海鲜如何来到美国,是格外困难的事情。

“假文件很多,控股公司一大堆,很多的腐败问题。追踪谈何容易,甚至令人沮丧。”

不过,她们在工作中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当地政府的威胁。

“他们也许会不高兴,但并没有威胁过我们,或要求我们停止调查。”

本来,她们可以在发现奴役劳工的第一时间就抢先发表这个惊天动地的报道。但是她们决定先不发,而是首先确保被报道的劳工得以安全解救。

我问Margie,要是有别的报社抢了先呢?Margie回答:“这是很艰难的决定。但这也是很多记者的选择,并不是只有我们才会做的事情。”

Margie告诉我,包括她们四位作者,编辑,以及美联社的高层,“所有人都强烈觉得,尽管故事非常精彩,我们也不会在这些人安全之前,进行报道。”

做出这个决定后,Margie找到了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ntion,国际移民组织)。她摆出了她们的故事,视频,问“你能否做些什么?” IOM很快明白了她指的是什么。他们联系印尼海事警察,协调之后的救援。

2015年3月24日,美联社发表第一篇调查报道。彼时,报道中的采访对象,包括视频中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都已被安全救出。

“在我们报道中涉及的人物安全之前,我们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否则,我们担心他们会受到伤害,甚至可能被杀害。”玛吉对我说。

2015年3月至9月,超过2000人陆续被安全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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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量渔工得到印尼海事警察的救援

■渔工返乡,艰难的适应

对于被解救的渔工而言,生活一如既往的艰辛。他们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也经历着艰难的再融入。

当年离开时,他们告诉家里人,他们出去挣钱补贴家用。回来时却两手空空,反而成为了家庭的负担甚至羞辱。

玛吉告诉我,从本吉纳被解救的渔工,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可以回到家就是他们唯一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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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名已经返回家乡的缅甸渔工(埃丝特摄)

他们很难重新找到工作。玛吉发现,一些从本吉纳回来的渔工,现在又出海去了,去另一艘床上捕鱼六个月。希望他们这次可以得到工资。

至今还有一些人被陆续发现,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回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外太久,甚至在岛上找到了伴侣,生了孩子。

“他们想回家,但是他们又离不开了。一些人仍在犹豫。”

一些人认为本吉纳是一个与世隔绝,人烟稀少的孤岛。玛吉告诉我,事实上本吉纳是一个渔村,有当地的居民。他们应该知道这些缅甸人的存在,只不过不会往奴隶那方面想,也不会过问他们的生活。

“这些回归的人都经历了创伤,离开家乡太久,他们需要处理太多的事情,需要支持。”

这些渔工大多出身于非常贫困的地区,不仅穷,还缺乏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掮客到来,画下大饼,许诺他乡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前途,他们就不顾一切上路了。

“绝望的他们听到任何一个机会,任何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收入,就想要捉住,这也是人性。也总有一些人利用人性的弱点攫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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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的渔工

■我们到底在消费什么?

我问玛吉经历了此次报道,她购买海鲜的习惯是否有所改变?玛吉告诉我,她本人不吃海鲜,但却给其他消费者提供了一些思考角度。

“最好的做法是尽可能多的问问题。”

玛吉指出,我们需要问问:这些海鲜是哪里来的?谁捕的鱼?在什么船上?用的什么水?你知道的越多越好。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谁也答不上来,那么玛吉建议我们想想:“我们到底在消费什么?”

对于中国的消费者,玛吉更是提议要三思,

“特别是当你购买非常便宜的东西时,你不妨想想,是谁生产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如何?你买的这个便宜货,可能是童工做的,可能背后有被剥削的劳工的血泪。”

因此,玛吉建议,消费者了解得越多越好,要学会问问题。

“我们都知道,本吉纳并不是特例。几年前,在孟加拉的制衣厂,也发现了类似的劳工奴隶。需要有人像我们这样调查,用谁也无法辩驳的事实说话。”

最后我问玛吉,作为记者,她最看重的是什么?玛吉回答:

“准确性。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妥协准确性。”

玛吉表示,最近联系她的中国朋友很多,她很感动有这么多的中国读者也关注她们的报道。她表示感谢。这正是传播真相的力量。


本文首发于财新世界说

下一篇,赵晗将采访人口贩卖专家,谈谈人口贩卖背后的逻辑,以及谁更可能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你以为人口贩卖离我们很远吗?敬请期待!

19. April 2016 · Comments Off on 狂扇快递小哥六个巴掌过后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扇六个巴掌,光看也怪疼的。快递小哥受苦了。

事发4月17日上午,北京东城区富贵园小区内,一名送件的顺丰小哥骑着三轮车与一辆京B牌照出租车发生剐蹭。出租车司机不干了,一分钟内扇了小哥六个巴掌,一边扇一边用地道的北京污言秽语对小哥的母亲问候个不停。

虽有路人拉架,但北京司机越骂越欢,越打越勇。

自始至终,快递小哥的背影就那么呆呆地戳在画面里,低着个头,并不躲避,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有人替快递小哥喊冤,问他为什么不还手?

我打电话给顺丰,说感觉快递小哥好像蒙了,不知道怎么处理,询问顺丰在培训时是否有相关处理要领。顺丰公关回复我说:“我觉得我们同事做得很得体,恪尽职守了,没有对不起身上的工服。”

次日,平安东城微博发布消息,打人者李某因寻衅滋事被东城警方处以十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事件继续发酵,关于追责和赔偿,关于深圳禁摩限电,大家各有看法。

追责与赔偿

目前掌握的事实似乎是,北京大叔在倒车时,快递小哥企图在转瞬即逝的缝隙中擦肩而过,没想到蹭上了。责任在谁?

同一个事件,普通人、律师和交警的视角各不相同。我的朋友胡育是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经常向他请教法律问题。

这事责任在快递小哥吧?胡育告诉我,并不是。

胡育曾经为一个财险做过代理律师,三个月出庭60多次,都是交通事故。在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剐蹭时,交警主要看是否拐弯让直行等硬性规定,处理也公平。但只要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剐蹭,让非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几乎没见着”。

打个比方,假设我们开着车在小道上经过一个绿灯,这时突然有行人闯红灯,发生了碰撞。在这种情况下,交警也不会判路人全责,机动车至少要承担次要责任。在胡育的经验中,除了在高速公路和高架桥主路上撞到人,一般道路上撞人,即便是行人不规矩,让行人承担全责的也几乎没有。

在责任认定上,机动车是吃亏的一方。这也无可厚非,毕竟驾驶机动车是高危险的行为,道路交通侧重保护弱势。机动车上路,理应注意随时可能过来的行人。

法律上讲赔偿,首先要划分责任。非机动车最多承担同等责任,或者次要责任,甚至不承担责任。

很多人关心,如果快递小哥驾驶着电动疯狂小老鼠,撞上了行人,那么该由谁赔偿呢?

送快递是典型的职务行为。如果伤者要起诉,起诉的对象可以是顺丰、快递小哥,以及保险公司。如果医药费小哥赔不起呢?在这种情况下,顺丰和快递小哥当承担连带责任,个人赔不起的话,公司来赔。

法无禁止即可为

谁都喜欢快递,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快递三轮和两轮电动车。

北京大叔在斥骂中提了一句,“(脏话)天天在这(脏话)横冲直撞的!”相信不少人有同感。很多快递电动三轮开得极不规矩,逆行,路口不减速,见缝插针,横冲直撞。我开车的时候也反感它们。

快递物流的“最后一公里”主要依赖三轮、两轮电动车。深圳最近开展“禁摩限电”整治行动,未有国家标准的三轮车在深圳“禁摩限电”行动中成为执法目标,全市查扣电动车近1.8万辆,严重冲击快递业。

据深圳交警局方面解释:电动三轮车至今未有国家标准,因此电动或机动三轮车均属非法生产,无法取得牌照,不能上路行驶。对快递行业而言,由于三轮车无法上牌、未购买保险、未纳入管理,假如发生事故,赔偿问题就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使用人和快递企业带来困扰。

但有人质疑,“非法生产”这个定义有问题,非的具体是哪门子法呢?

胡育和我聊天时说,我们的公安有一种思维:只要我没给你发牌照,你就是非法的,就是不合理的。可“法无授权不可为”,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公权;针对私权的话,适用的是“无法禁止即可为”。

没有国标就认定为非法,这在胡育看来是不合理的。“神舟一号飞船也没有国标,无人机也没有国标,你能说它非法吗?” 何为国标?一个行业成熟之后,企业自可申请国标。比如华人的很多技术,现在也上升到国标了。

在胡育看来,电瓶车是合法的,只要生产主体是合法的就可以。河南一个生产自行车的企业,也生产电动车,生产的每一样产品都纳过税,怎么就是非法生产了呢?更何况,国标也不是法,没有国标,也不等同于非法。

即便有国标,处理的也是质量问题,该处罚的是生产厂商,是工商质检的权限。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处罚消费者,于法无据。

电动车已经发展了相当长时间,过去一直放任,也没有明确究竟算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现在突然就说非法,未免简单粗暴。倒不如加以引导,老的逐步淘汰,新生产的用牌照和规格去限制。

律师也有对于道路的个人喜好,不过律师的思维并不考虑个人喜好,而在乎行驶公权力是否合法,当公权要限制私权的时候,是否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民主,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合法。

有压力,没解决

十年前的四月,在香港的巴士上,也发生了一起骂战,只不过巴士阿叔没有出手。2006年4月27日,在开往元朗的68X号巴士上,一位男青年不满坐在前排的中年男子电话交谈声量太大,轻拍其肩膀劝他小声些。没想到,此举大大激怒了中年男子,他转过身来跪在椅子上,和男青年面对面,进行了长达6分钟的高声斥骂。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是叫骂的主要旋律,他说道:“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做乜挑衅我呀?”(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干嘛挑衅我啊?)”

巴士阿叔要求男青年道歉,男青年道歉,并指事情已经解决。但阿叔却情绪更加激动地连喊三声:“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其中,更以极其下流的脏话屡次表达想和男青年母亲发生关系。

路人拍下整段视频并存放于YouTube,不足一个月点击量便超过700万次。

香港媒体爆料称,巴士阿叔靠领社会援助生活,人生多有坎坷。

巴士闹剧的背后,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焦虑。

而北京大叔的背后,也一定有着他的不易。当然无论他压力多大,都不应该打人。但如果舆论一边倒地斥责北京大叔,我们在做的和他欺负快递小哥,也没有什么不同。

媒体报道称,打人的李某家住朝阳区,由于岳父在富贵园独居,夫妻二人平时轮班来照顾岳父。李某是个体客运司机,他非常爱车,每天都要把车擦上两遍,车被蹭了之后,他非常愤怒。

我们身边也有这种爱车如命的中年男子。他们在生活中可能是好丈夫,可能是好父亲,但是一上路就成了野蛮人,谁动了他们的车他们就跟谁玩命。

我曾经在果壳上看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自称腼腆,脾气不差的人,询问为什么他一开车就暴躁,比如以大灯还大灯,以喇叭还喇叭,就差下车打人了,甚至还追着女司机跑,“感觉很爽”。

高票回复提及了路怒症(Road Rage),提及这种攻击性的根源:一是在拥挤的环境下人会更加富有攻击性;二是在马路上人们把对方物化,看到车看不到人,不那么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三是车的金属外壳保护我们不受惩罚,给我们一种身份,好像穿上制服之后会让人更加富有攻击性。

答主称:“人类对暴力的渴求就像对性一样。生活中我们压抑自己的不好情绪,容易在开车时因为受到更多环境压力(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不能放松,塞车、别人暴力、禁闭空间等)爆发出来。”

刚巧,东吴相对论有一期主题叫做“修行在路上”,提到了很多种可笑的路怒症状,都是我们熟悉的。节目说道,当我们独自一人于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的状态,往往就是我们的短板,决定我们到底可以装多少水。

狂按喇叭的背后也有原因。按喇叭通常是旗帜鲜明地表达意见,但喇叭按得越凶,司机平时可能越沉默。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家里,吼的代价他都清楚,唯独在马路上吼,看似没有什么代价。

一位中年男子告诉我,他之所以在道路上专横跋扈,是因为他在真实的生活中缺乏存在感,无能为力,压抑无比。只有当他在操纵机器时,他才感到自己可以掌控,而不是任人摆布。

说回打人的北京大叔,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生活中承受了多少压力,此番动手打人,又是否成为了他积聚已久的情绪的爆发口。

猜测他的动机是无意义的,打人就是错了。但我们每个人却都可以反省自身,我们是否也在任由焦虑暴躁膨胀,迁怒他人,使身边无辜的人承受我们负面情绪的代价。

亚里斯多德说:”谁都会生气,这没什么难的。但如何在恰当的时候、为了恰当的原因、对恰当的对象、以恰当的方法、发恰当程度的脾气,可就难了。 ”

原载于本人财新博客:http://zh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5387

14. April 2016 · Comments Off on 我拨通了瑞典民间大使的电话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瑞典人打个电话?我通过Skype拨通“瑞典专线”,和一位从未相识的瑞典民间大使畅谈人生。关于难民,关于离婚,关于甜品,关于计划生育,我们聊了20分钟。

没有言论自由的日子一定不好过。250年前,瑞典成为全球首个在宪法明文废除审查制度,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

为了庆祝言论自由250岁生日,瑞典旅游局几天前推出了“The Swedish Number” (瑞典专线)——一支属于瑞典这个国家的电话:+46771793336。所有瑞典人都可以通过这个APP注册成为代表瑞典的民间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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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人只要拨通这个号码,都会被随机转接到注册过的任何一个瑞典人,爱聊什么就聊什么——而且,没有人监听!每次打,接听的都会是不同的瑞典人。

据瑞典方面的统计,截止4月13日,已经有170个国家的人通过此号码和瑞典人聊天,累计超过5万人打过电话,其中4成是美国人。

如果从英国、丹麦、波兰、美国、巴西、德国、法国、荷兰、芬兰、挪威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打电话,只需支付当地通话话费。从其他国家拨打,则需支付当地电话运营商规定的话费。

我曾经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交换学习过半年,对于瑞典有着非常美好的记忆。我决定拨打电话一试。

首先,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士的声音:“Calling Sweden. You will soon be connected to a random Swede somewhere in Sweden. This call may be recorded. ”(正在呼叫瑞典,将为你随机接通一个瑞典人,电话可能会被录音。)

很快,传来了一个热情的男声。电话那边的小伙子叫做Björn,以下是我们的谈话整理。

Björn:Hi! 欢迎打来瑞典!

我:Hi!我叫做晗,请问你怎么称呼?

Björn:我叫做Björn.

我:我从中国北京打来。

Björn:Wow!中国你好!

我:你这几天接听了多少电话啊?

Björn:不计其数。我干了4-5天了。

我:目前感觉怎么样?

Björn:妙极了,不可思议,有些奇怪。但总体感觉是很好的,大多数人都很不错。

我:你为何注册当电话大使?

Björn:我想和世界各处的人聊天。(笑)

我:你被问过的最怪异的问题是什么?

Björn:一个人想从澳大利亚给我寄礼物,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一只袋鼠。

■ 关于难民

我:我是一个记者。你做什么工作?

Björn:我主要帮助难民中的青少年。我在难民居住的地方工作,我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参加各种活动。

我:你太了不起了!你在帮助难民!

Björn:(受到表扬有些害羞,结巴了一下),我尽量吧。我在政府工作,主要帮助15岁左右的年轻人,目前我负责29人。我前往他们居住的地方,教他们瑞典语。

我:不久前我回了一趟瑞典,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些朋友向我抱怨难民问题:干扰社会秩序,争抢资源。你怎么看?

Björn: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关乎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想成为一个慷慨大度的人还是相反。没有人想要逃离自己的国土。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所能地帮助这些难民,而不是推来推去,这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 关于家庭

在瑞典读书时,我身边相当多瑞典同学的父母是同居状态,有的分手了,有的相处仍旧愉快。同学中选择同居的也多。那时在我居住的单元,五个学生中有三名瑞典同学,两名与伴侣共同居住。

那时,我的隔壁住着一位H先生,是乌普萨拉大学的老师。他通晓七种语言,家里就是一个藏书室,还设有中国专区,内藏大量“禁书”。H先生曾在北大学过中文,可以讲很地道的北京话。和他交流时,我时常流露出对于瑞典的欣赏,但是他却鼓励我从表层深入下去,不要盲目羡慕。

周日,我通常会和他从乌普萨拉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到斯德哥尔摩的Klara教堂礼拜。在那里,如果你和一些老人交谈,他会告诉你:“我上一次见到我的儿子是在20年前……” 和一些年轻人交谈,他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是谁。”

在斯德哥尔摩梅兰湖畔的市政厅前,H先生曾对我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认为,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学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完整的。但是一些瑞典青年人,却是破碎的。”

在高福利的瑞典,离婚率却在世界排名前十。2013年,瑞典的离婚率已达47%。我也问了Björn对于家庭的看法,他说:对于一些经常争吵的家庭来说,也许父母分开对孩子更好。但也有一些分离,令小朋友感觉很糟糕,因为他同时需要爸爸和妈妈。父母的关系的确会影响到孩子,但是我无权评价什么是对是错,人们要自己做出决定。

■ 关于甜品

我:我在瑞典的时候很喜欢吃Semla和Princess Cake,你喜欢吗?

Björn:我简直爱死它们了。

Semla和Princess,是两款非常适合在春天吃的瑞典甜品。

Semla,复数为semlor,是瑞典复活节期间的传统食物。Semla一词源自拉丁文Similia,意即品质最好的面粉。面粉加上小豆蔻种子,做成圆形,横切一半,下半个面包在中间挖空一个洞,填入杏仁糊和绵润奶油,盖上盖子,再撒上一层白糖粉——一个回味无穷的Semla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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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la

另一款春天气息四溢的甜品叫做公主蛋糕(Princess Cake),由上世纪30年代畅销烹饪书作家Jenny Akerstrom为现任国王King Carl XVI Gustaf的三姐妹设计,后来发展为现在的浅绿色造型,中间通常会插上一朵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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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蛋糕

在斯德哥尔摩的Vete-Katten (位于Kungsgatan 55),二者都可以尝试到。这是一间别有洞天的咖啡馆,我非常喜欢。一个semla,一杯Lava Tea,一本好书,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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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te-Katten

■ 关于中国

我:你关注中国的新闻吗?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Björn: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很好奇,还有放开二孩。你们是怎样长大的,这个政策对你们的国家有什么影响?

我:(我回答了很多,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此省略。)

Björn:谢谢你的分享。

我:你的名字怎么拼写?

Björn:你在写关于我的文章吗?

我:并没有。

Björn:你可以写!我希望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

我:那我写在我的博客上。

Björn:你可要记得给我链接。我可以在我的博客上写我们今天的对话吗?

我:当然可以。

就这样,我和素昧平生的瑞典民间大使结束了愉快的通话。

原载于本人财新博客:http://zh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5214

10. April 2016 · Comments Off on 性工作者的隐秘江湖(纽约篇)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2013年岁末,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我很不自在地坐在第8号法庭里——在座的女性中除了社工和我,都被指控卖淫,等待审判。

除了两个看上去像西语裔的女孩,这一天的被告都是华人女性。律师、社工走来走去叫着名单上的名字,有时也看看我,问我是不是今天要出庭的某某人。

社工Amy结束了一个陪谈,走回我身边坐下。

Amy是我的发小。我们于80年代生于北京,从出生起就是邻居,读同一所高中。后来她去南京大学读社工专业,毕业后在上述发布2008年女性性工作者调查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了两年,有着大量性工作者访谈经验。之后她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了社工硕士学位。

目前Amy在纽约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专门救助遭遇色情人口贩卖的中国女性,最近升了官,当上了项目督导。工作之余,她还在纽约城市大学攻读国际犯罪和人口贩卖硕士。

2013年圣诞节,我在纽约度假。一天,Amy邀请我说:“今天我的client(当事人)开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间法庭。我想你应该去看看。”

就这样,我跟随Amy来到了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s),这是纽约州最早开始人口贩卖干预(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的法院。

“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

十多年前,该法院的卡马乔(Fernando Camacho)法官在面对一个因为卖淫屡次被抓的16岁女孩时,充满困惑。“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卡马乔在当时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

数次尝试之后,卡马乔开创了全美国一种新的干预模式:不是判刑入狱,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学习语言、掌握技能,最终重获新生。

卡马乔的经验首先在纽约州被推广。截至2013年11月,纽约州已有11间法院采纳此项目。

我了解到,被指控卖淫的妇女,在采纳这一干预项目的纽约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种选择:第一,当庭认罪,接受120美金的罚款,留下一次违规记录(非犯罪记录)。第二,接受庭审,可能被裁定为“卖淫罪”并入狱(具体天数由法官决定,最多90天),这将影响她们的身份申请。第三,接受诸如Amy所在机构的辅导,如果在半年内不再因为同样指控被抓,就可以撤案,没有罚款。律师通常会推荐第三种选择,而被告也通常愿意接受这一选择。

这种专业机构的干预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机构间也会彼此协作。Amy所在机构与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5-8次辅导(couselling)确定当事人是否为人口贩卖受害者,之后为她们联系律师和法律顾问,普及法律权益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或生活帮助。

如果当事人愿意,还会被安排住进免费的秘密庇护所(safe house)。机构也会提供各种社会再融入课程,包括语言学习、手工制作、艺术治疗等。如果Amy在辅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受到了家庭暴力伤害,则可以引荐给另一间与法庭接口的反家庭暴力机构。

“她们一开始都不愿意对我说实话,东拉西扯,”Amy告诉我,“但是一旦信任建立了,她们会告诉我许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走出来,我和Amy经过法院隔壁的皇后区区政府,许多人选择在这里结婚,门前草丛上堆满用于拍摄结婚照片的花束。我和Amy路过一对正在拍照的新人,新娘的笑容绽放在雪后初霁的阳光里,羞怯而灿烂。

就在那里,Amy跟我讲了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女孩。那是在她刚开始这份工作的第一个月,在法庭上,Amy见到一个中国女孩低着头蜷缩在角落里,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但是她脸上多条已经感染的伤口还是清晰可见。“我吓了一跳,她的脸都变了形!”

Amy在之后的辅导中了解到,这个女孩通过“假结婚”来到美国,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这场“假结婚”的交易中,女孩期望获得绿卡,男方则赚取金钱。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这位“丈夫”消失了,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

走投无路之下,女孩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按摩”的招聘广告,这是一种在法拉盛地区常见的中文广告。女孩拨打电话后,很快获得了工作。

华人老板派司机去接她上班,结果车开了很久,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司机带她上楼,一进门就要强奸她,对她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她方才知道所谓“按摩”其实就是提供性服务。

强烈反抗之下,司机对她还以了极其残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殴打过后,司机放下话说:“你做了,我才带你回去。”

那之后,女孩带伤开始了“工作”。不过没过多久,便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卖淫。被打的伤口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加之她是敏感体质,导致伤口严重感染。

“我自始至终也没有看见过她长什么样。每一次她来找我都是带着墨镜和口罩,脸上的伤总也好不了,”Amy说,“这个案子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不知所措地蜷缩在法庭里,这个世界仿佛离她好遥远。她没有做错什么,却在等待审判。”

大概15%-20%的被法庭引荐给Amy的中国妇女,最终会被认定为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她们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径进入并逗留在美国。据Amy总结,这些妇女大多来自福建、吉林、河南等地的郊区和农村,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

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互联网得知偷渡或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信息。由于语言不通、学历较低,她们到了美国后,往往会在中文小报上寻找“按摩”等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殊不知,这样的“按摩”生意往往和性服务难脱干系。

“在我辅导的个案中,当很多女性知道按摩包括为男性自慰、任由男性抚摸,或者发生性交行为时,一开始也会抗拒。而老板和同事这时会劝说她‘你试试,如果不行就算了’,”Amy对我说,“但是,一个女人一旦开始了做这些事,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之后只会继续做下去。”

通常,老板会以各种理由骗去她们的护照。更有甚者,还会利用毒品进行控制,使她们寸步难逃。此外,一个惯用的伎俩是定期上演“打劫”。好不容易通过卖淫挣到的钱,很快就被老板派来的人洗劫一空。

Amy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处处防着人贩子。而她们工作的地点,甚至连我也不能透露。人贩子也并不都是男性,他们中也不乏曾经的受害者。随着新鲜血液的加入,资历老的女人开始自组团队。“女人贩子有独特的优势,”Amy告诉我,“她们特别能蛊惑其他女孩,因为她们格外了解女性的心理特点,懂得利用女性的弱点。”

“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

原来,很多色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在离开中国前,生活已经窘迫至极,急于离开中国。在Amy看来,“她们身上通常有着一种脆弱性。”

“在中国生活时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容易被利用。她们在中国的日子太绝望了,听到任何外界的‘甜头儿’,都会义无反顾。”Amy说。

我问Amy,如何形容她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Amy想了想说:“不仅是‘绝望’。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她们迷惑、痛苦,总是被迫做出选择。”

Amy的另外一个观察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曾经以为自己和这些人判若云泥,但Amy慢慢地也在她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作为挚友,我观察到Amy在这份工作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身份认同。

一开始,她会把自己和这些女孩鲜明地划分开,“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对她们的很多做法不认同。”

但随着接触的个案越来越多,Amy开始思考:“我和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一样——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我们都是为了获得理想中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来到纽约,结果我们都面对预期的落差,和现实生活中很多的问题。”

许多女孩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会说,“我再也不想回到中国去了”。Amy好几年前离开中国去美国读书,飞机起飞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再也不回中国”。但是Amy的主意似乎发生了变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渐渐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过我的clients大多数不知道,也抗拒思考这个问题。”

在Amy看来,法律保护和社会支持固然重要,但只有受害者自己才能真正帮到自己。Amy反复提到,她们最需要的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这包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最关键的是她们在和自己相处时的感受,她们往往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会非常不安,无法认同自己。”Amy说。

这些女性活得非常割裂。在Amy所接触的这个女性群体中,几乎没有一人会和家人坦陈自己在美国究竟干什么,却都在对家人的谎言中编织着自己的“美国梦”,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并从中获得幸福感。

现实却是,她们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共用肮脏的厕所,忍受蟑螂和老鼠,并靠长时间提供无底线的性服务赚钱。“很多人是用地域来划分幸福的,”Amy解释说,“她们中很多人想到‘我在美国’,就莫名的开心。在家人面前仍然觉得骄傲。”

因此,在Amy的工作中,她更多地是让她所服务的人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确认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些受害者经历了太多的摧残,普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她们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尊重自己。”Amy对此感到惋惜。

“我们往往要用一生去疗伤”

在法庭,Amy本来以为我们会遇到卡马乔法官的继位者——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Toko Serita)。虽然芹田法官那天不在,但这并不影响第8号法庭内的秩序和温暖。

进入法庭前,一个警察突然面向Amy举起了右手,在国内申请旁听也屡遭驱逐的我倍感震惊,总提防着时刻要被轰走。但Amy却默契地和他击了一下掌。警察跟她说今天人不多,看到我与Amy在一起,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Amy告诉我:“他知道这里中国人多,而她们往往不会讲英文,他就用翻译软件查到‘请保持安静’,还问我翻译得对不对,发音是否准确。但是在另外一些法庭,警察会对听不懂英文的人大声训斥。”

皇后区这间法庭上所洋溢的价值感和尊重,正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其他法院也在学习这种人性化的干预模式,但Amy说很难找到类似感觉。

而芹田法官在的时候,“整个法庭都活了”。Amy说:“她没有用权威去审判别人,而是用爱去改变别人。”

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躏和摧残下,思想已经扭曲,无法分辨什么对自己有益,也难以相信任何人。一些个案因卖淫罪被抓十余次,却仍拒绝接受辅导和帮助。

建立信任是Amy在和个案接触中最大的困难。她曾见证过几个法庭上的常客如何对机构建立了信任,最终在法庭和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离开人贩子的控制,获得谋生技能并重新融入社会。

Amy闪着泪光告诉我,每当一个棘手个案有了些微进步,芹田法官都会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走到这位“疑犯”面前,和她拥抱,对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每当此时,在座很多人会跟着流下热泪。

Amy所在的机构为学习动机强的女孩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减免学费。一些女孩在社区大学顺利毕业,甚至毕业后在一家当地医院担任医疗助理。

在和中国一位刑事辩护律师谈起这种法庭和专业机构主导的干预模式时,律师告诉我这在当下中国不太可行。这主要因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可以造法;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没有这个自由。而且,这种针对性工作者的救助多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但中国民间这样的力量还很不成熟,也很难建立社会信任。这位律师担心,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

也许正是这种差异,使得Amy在对国内的家人和朋友解释自己的工作时变得比较困难。“我的家人不太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觉得总之是善事,所以很支持我;我的朋友愿意听我讲述自己的工作,不过多数是出于猎奇的心态。”

也许,只有Amy自己明白为何坚持。

“最开始的那几个月我真的每一天都想要辞职。如果没有上帝,我早已放弃。”作为基督徒的她,相信这是上帝给她独特的历炼。“我的梦想是成为社工学的教授。我感恩上帝今天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部电影,有时你感到无聊,只不过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全部。”

Amy是我这辈子感情最深的朋友。她从事社工专业后,我目睹她比原来更加成熟冷静,也更加宽容。

“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伤痛,我也是。我们往往要用一生去疗伤。但在这份工作中,我从每一个个案身上都吸取了力量,使我的resilience(抗逆力)越来越强。”

当年与Amy一起毕业的社工系同学,只有她一人还在坚持本专业,并越做越喜欢。“我的女孩们都很坚强。她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永远站不起来。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令我从未停止反思我是谁,我的梦想是什么。”


原载于本人财新博客:http://zh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5028

10. April 2016 · Comments Off on 性工作者的隐秘江湖(快捷酒店篇)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不出所料,弯弯果然被误认为是抢生意的“野鸡”而被放哨的小弟出手教训。

作为一个经常只身出差的女记者,看到弯弯引爆的微博后我首先吓出一身冷汗。但转念一想,施暴男种种异常的举动又不像是寻找猎物耍流氓。当晚,我和几个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社工聊天,他们一致认为:弯弯一定是因为一时拿不出房卡被误认为抢生意的“野鸡”了,一旁放哨的小弟依照惯例要教训教训她。而在一旁观望的酒店工作人员,之所以冷漠,可能早已见怪不怪了。

几位社工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昔日做过“妈咪”的女士,我问她怎么看和颐这事,她淡淡地说“这种事很正常啊”,就没再多说。

事发后有记者探访和颐酒店,于多处发现了涉黄小卡片。

我通过一位朋友得知了一个上海皮条客和某快捷酒店的工作模式。这位职业皮条客专门对接性工作者和酒店嫖客的需求。他承包了一国内知名连锁酒店(经常出差的我又一身冷汗),以某种方式入股,于是“经理什么的就是自己人”。入股之后,他要花些钱请人发小卡片,干这个的通常是小保安。 皮条客负责找小姐,通常是“品味不大高的,但比站街女层次高一些的”。嫖客按号码打过电话来,他们再组织人去。

小姐的收入,他要抽50%。 这也太高了吧?皮条客认为不高,因为“我还做了很多事情,保证小姐的安全”。他举例,在酒店通常都有小弟照应,如果小姐面临暴力等危险发出呼救,小弟就要破门而入,要求嫖客先付钱,再收拾走人。

“我挣的也是辛苦钱”,他还进一步解释为何抽50%不高:进酒店服务的话,小姐的收入也比站街单干的高。

皮条客还透露,他们干这个都有“黑白两道”的关系,和一些公安也有联系,“和当地派出所挺熟的”,他说。

听说,这位皮条客不干了。尝试了几次,我未能正面接触到他。

如果真是“野鸡”挨打呢?

一个已经成为准敏感词的呼吁保障性工作者权利的NGO曾在2008年发布过一份关于北京女性性工作者的报告(下称《报告》)。他们通过200余份问卷调查和20份深度访谈,试图全面展现女性性工作者的状况,尤其是在HIV/AIDS预防、性暴力、毒品使用、女性健康保护、社会支持等问题上的现状和需求。

我没有找到类似2008年报告的最新版本。2008年的调查人员之一是我的发小,她告诉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后不太可能出这样的报告了。虽然8年过去了,但我相信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诸如暴力威胁等挑战还是存在的。

《报告》的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娱乐场所中的女性性工作者,以及东城区、丰台区的站街、自租房女性性工作者。工作方式是由熟悉性工作者团体的志愿者提前预约,研究人员上门或由性工作者自己到活动中心等安全地方,开展一对一的问卷访谈。

其中,桑拿洗浴50名、夜总会/俱乐部/商务会馆25名、歌厅/酒吧50名、宾馆/酒店25名、洗脚屋/发廊25名、路边/民房25名。《报告》还发现,一半的人在两种及以上类型的场所工作过,流动性很大。

在《报告》调查的200名性工作者中,年龄最小的18岁,年龄最大的50岁,25岁的占到25%,几乎都来自于外省市。彼时,她们的月收入个体差异很大。从2000元到8000元以上不等。人们通常认为,在这个行业中年轻的收入更高。不过《报告》却发现,月收入与年龄相关性不大。工作人员从实际访谈中了解到,年龄小的性工作者,由于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出台的次数相对较少,因此在收入方面,与年龄偏大的没有显著性差异。

《报告》指出,2008年性工作者经历的暴力以及暴力种类都比过去有所提高,尤其是更多人提到这一职业所特有的暴力情境,比如被强迫灌酒。

除了殴打等暴力行为,身体的伤害还包括被恶意传染性病。在访谈中,一位年纪很小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接客时,被客人强迫不得使用安全套,不久她便发现染上尖锐湿疣。还有一位性工作者被四个客人带出去同时发生关系,她判断这些客人都患有性病。客人却强行和她不使用安全套发生关系,她回来后不久便发现患上性病,几经治疗却无甚起色。

定性访谈还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身体伤害还可能来自丈夫或固定性伴侣。调查中一些女性是因为支持家庭的经济需要才挺身而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她们的丈夫会在言语、身体上进行羞辱。久而久之,一些人自己也习惯了“破鞋”的称呼。一些女性性工作者和客人有了孩子,随后又被抛弃,孩子的户口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在精神层面,她们也会受到客人暗示性的威胁、言语攻击、无端的挑剔。

去罪化呼吁

悲哀的是,当遇到暴力或伤害时,性工作者一般都是自己处理。一些会从自己圈内人那里寻求帮助。《报告》调查表明,多数性工作者会去找老板或妈咪帮忙,却不可能寻求法律或行政上的保护。

而深入访谈则显示,很多的性工作者从业后不会让她的亲人以及朋友知道,与以前的朋友失去了联系。所以在遇到暴力伤害时,她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更显薄弱。

一种业内公认的观点认为,越是严厉扫黄,性工作者们面临的环境就越险恶。因此,很多人呼吁对性工作本身开展除罪化的社会法律倡导,当然,这绝不等同于鼓励买春。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郑田田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她在耶鲁的博士论文叫做《红灯区: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工作者生活》(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是一份在中国北方某城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郑田田与200名“小姐”深入访谈,对改革开放后的性消费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2014年,她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指出,性工作者在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歌舞厅都面临一个共同特点:酒吧老板、客人和保安普遍使用性暴力,而这些行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有扫黄活动、法律约束和监禁。

在郑田田调查歌舞厅期间,她发现女人被打是很常见的事,比如胸部或腹部被踢,或者被酒吧老板、酒吧客人或者保安强奸。这种暴力的普遍性归咎于对性工作者的保护不力,她们的人身安全完全视扫黄活动和法律强度而定。

和颐酒店事件发生后,我写信给郑田田博士请教,没想到得到她认真的回复。

关于性工作者的保护问题,郑田田给我的回复是:只有将性工作除罪化或合法化,才能给性工作者带来真正的保护。否则,性工作者一旦在性行业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和虐待,只能求助于地下保护组织,进而构建一种暴力的工作环境,使得性工作者进一步沦为向他们提供保护者的猎物。

因此,性工作者需要的是来自警方的法律保护,以及他们选择在这个行业工作的权利。

主张保护性工作者的安全,并不等同于鼓励卖淫和买春。更要不得的,是一种自以为义的道德高地优越感。

性交易是一项古老的生意。《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着一个故事,也是最感动我的一个故事。

一群犹太人带着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捉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叫她站在人群当中。他们搬出摩西律法,要求将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问耶稣意见如何。

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在他们不断地催问之下,耶稣起身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犹太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仍然站在当中的妇人。指控者纷纷离开后,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原载于本人财新博客:http://zh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5022

27. February 2016 · Comments Off on 疯狂的酵素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是时候写写酵素了。

你身边有没有亲人朋友,近年来非常热衷于制作和饮用酵素?我有,而且还不少。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对教师夫妇,我大伯和大娘。

事情发生在三年前的一个夏天,他们东南亚旅游归来,开始向家人广泛征集大瓶子、大罐子、大坛子,“腌咸菜激酸菜那种更好”。我心生疑窦,这是要大炼钢铁啊?大伯说,“你懂什么,我们得了真传,要做酵素!”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酵素”这个词,后来知道这个叫法起源于日本。大娘拉我坐下,开始传授酵素的伟大。不愧是几十年的老师,讲起来头头是道:“酵素就是酶,我们体内有5000多种,我们人体就是酶的化学反应大工厂,人不可一日无酶。肥胖、便秘、拉屎放屁臭、没精神、脾气大、痤疮粉刺、月经不调、情绪低落、三高、癌症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缺少了酶!”

大伯在一旁插话:“没错!不过这样的日子要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我们现在掌握了酵素的制作方法!缺什么酶我们制作什么酶,特别是消化酶!”

原来,他们此次旅行认识了一位神人,人称酵素仙人,他综合了日本和台湾的酵素制作工艺,在此之上进行发挥,自成一派。大伯回忆,一进入酵素仙人的家中,他都惊呆了。“像一个生产车间一样!遍地是大坛子大罐子!”

仙人和夫人讲述了他们服用酵素后的种种神奇变化:拉屎不臭了;拉屎规律了;皮肤变好了;睡眠变好了;血糖降低了;血压也正常了;整个人都好了!

这么好的酵素,制作困难吗?一点不困难!

大伯和大娘在仙人家中看了个仔细,掌握了要义。很快,大伯家的酵素工厂也搭建起来了。进入他的家中,都快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也不知道他俩短时间内从哪儿找了这么多瓶瓶罐罐。大娘心疼我平日工作辛苦,送给我一瓶极佳的酵素,“别人我都舍不得给!”我尝了一口,酸酸的甜甜的,有点儿像小时候喝的喜乐。

“这宝贝里都有什么啊?”一听这问题,大娘来了精神:“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制作酵素,打底的必须是菠萝、红菜头、木瓜等含酶高的。你这瓶里,还有红肉火龙果、番石榴、牛油果、大青杏、车厘子……”
“直接吃不行吗?”绝对不行!因为呀,必须要经过发酵成酵素,人体吸收了才好。

“那怎么才能发酵呢?”大娘领我进入厨房,只见大伯挥刀砍得正欢。大娘也把这制作秘籍传授给了我:罐子要无油无水,把切成块的原材料放一层,撒一层糖,再放一层,再撒一层糖,最好是黑糖红糖,不要白糖。

当然,制作酵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大娘家也有几罐长了白毛儿的。有的整个罐子就都废了,有的把白毛撇去还能继续发酵,撇不撇的全凭经验。还有一个秘籍,就是要放气。有一天,大伯突然听得家中一生巨响,四处找寻蘑菇云不得,后来发现是一个酵素瓶子把盖子崩开了。从此大伯更加明白酵素的规律:“发酵的时候这罐子里会产生好多气体,最初的一周如果不每天放气一次,就跟爆炸一样,很危险啊!”

无论是白毛儿还是爆炸,在大伯大娘眼中,都是极好的,因为“这正说明我们的酵素是有活力的!”

一个月后,大伯和大娘的工厂产量惊人,他们开始给家人朋友分发自制酵素,从一开始的促进消化拉屎不臭,发展到包治百病。对于一切身体不适,回应都是那句:“没关系,喝点儿我做的酵素就好了!”

再之后,他们开始收徒,指导邻里街坊、名校教师、亲朋好友,一起制作酵素,饮用酵素。酵素渣子还可以腌咸菜、做面膜、当清洁剂。

真是对不起我大伯大娘,也对不起那些名贵水果,他们给我的酵素呀,我从来没喝过。但是不得不说,我大伯主攻的酵素清洁剂,还是非常棒的!他使用这些水果皮进行发酵,制作的酵素清洗液,洗碗擦地效果不俗,还有淡淡清香,我一直使用。

终于有一天,我在东南亚见到了酵素仙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生活能力极强。旅途疲惫,我不小心崴了脚,旧伤复发,隐隐作痛。仙人见状,问我有没有卫生巾?我大惊。

仙人告诉我,酵素还可以治疗扭伤。他曾经目睹院子里一个南亚男青年打篮球扭伤,疼得嗷嗷叫唤,他火速用卫生巾浸润酵素,包在他的脚上,第二天男青年迅速恢复脚力。

说着,他把几大勺酵素倒在了卫生巾上,让我包在脚上。大伯大娘在一旁助威,大娘还过来帮我把卫生巾绑紧。盛情难却,我就从了。

回到房间我就想把卫生巾扔了,但是那天和大娘住在一起,不想破灭她的幻想。第二天一早,仙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瘸一拐,说只记得晚风送来了蚊子,一晚上围着我的腿转。

大伯大娘的酵素热情差不多持续了一年。之后体检,大娘仍旧三高。渐渐地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很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制作的那些酵素都没用,白玩儿,浪费钱!

正在制作酵素笃信酵素的大伯大娘们,听大侄女儿我一句劝:相信科学,歇了神功吧!你们口中的酵素,也就是酶(Enzyme),是蛋白质的一种。蛋白质口服进入肠道,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才能吸收,何来缺什么酶补什么酶之说呢?

再者,自然界进行的发酵,都要严格控制条件,否则很危险,你们在家如何控制发酵的方向呢?如何确保消毒杀菌呢?况且,你们这种像腌泡菜一样的发酵之后,残活的酶其实非常之少,可以忽略不计。究其成分,无外乎氨基酸、多肽、维生素。

人体内过千种酶各司其职,一种酶只管一种事情,有消化酶,有转氨酶,在指定地点发挥作用。你这一大罐子一大罐子的做,究竟是哪种酶呢? 而且,一些酶的合成和作用机制,至今仍是谜,自制的或者商家生产的酵素饮料,就能做到精准投放?

假设自制或者商家生产的是超强酵素,但酵素发挥作用要有活性,否则就等同于普通蛋白质。谈及活性,就要考虑酸碱度、温度和作用对象,缺一不可。哪怕是超强酵素,也差不多都死在消化道了,谈何活性?而且,酵素是对热很弱的蛋白质,经过厂商热消毒后,早已灭活。

美国癌症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任何口服酶(酵素)产品有明确治疗或者预防癌症的作用。

希冀从自制酵素里获得的所有东西,把罐子里的新鲜瓜果直接吃了就完全可以获得。

听到这里,大伯大娘们可能还有些不服气,“那我的确感到喝酵素后身体好了呀?”是呀,安慰剂效应从来不容小觑。而且,伴随着“我在健康生活”这个念头,人的确可能会不自知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的确会生活得更健康。

曾几何时,打鸡血、吃醋蛋、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爬行运动、倒立疗法,都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过,知识分子跟风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缺的,不是酵素,是科学素养和思考能力。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人看到莆系医院“包治百病”、“治愈率达到99%”的广告,便趋之若鹜,期冀奇迹。

原载于本人财新博客:http://zh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3009

01. January 2016 · Comments Off on 在巴西的广东迷羊 · Categories: 财新博客

里约初春的黄昏,我独自站在总长近5公里的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面向南回归线,等待松哥的到来。浊浪排空,海水冰凉。我看到一位男子赤身向海中走去,他张开双臂,迎向每一次大浪,消失在翻滚的白浪中,却未被击倒。

2015年11月中旬,我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参加世卫组织举办的一次会议。会后申请了三天假期,来到里约热内卢。在科帕卡巴纳海滩,我等待着的松哥,是里约的一名华人牧师。

里约热内卢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一月的河”,1763年至1960年一直是葡萄牙帝国以及巴西的首都,目前是巴西第二大城市。这里居住着大约10万华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广东。而这些广东人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岭南著名侨乡台山。他们做着同一种职业——卖角仔(一种油炸面食)。其中绝大多数人通过偷渡或其他途径非法滞留在巴西。松哥成立的教会,就服侍这个群体,用松哥自己的话说,他们“好似迷羊”。

我和松哥虽初次见面,却倍感亲切。这可能因为松哥和我都有着香港经历。他30年前从出生地香港来到巴西讨生活,我十年前从出生地北京前往香港读书工作。在葡萄牙语的世界,两个操着香港广东话的人,一见如故。

松哥驾车载我从热闹的里约市中心,穿越绵延的贫民窟,驶过破烂的巴西大道时,松哥心有余悸,“前几天我路过这里,赶上公路两侧的贫民窟黑社会交火,子弹飞来飞去,我们都趴在地上,九死一生。”松哥感叹:“巴西的治安是越来越差了,贫民窟的事情警察也管不了。”但他却望向我说,“你一定要去贫民窟看看。”

一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松哥居住的里约下辖A市,松哥的公寓在一幢老式的葡国居民楼里,面向A市的中心小广场。

“饿了吗?”松哥拍着肚子说,“我带你去吃点好的。”

广东角仔称霸巴西

无需刻意观察,就能发现巴西街头有一种小吃特别火。这是一种带馅的油炸面食,葡萄牙语叫做“Pastel”,广东话叫做“角仔”,北方人可以理解为炸油饼。全巴西的角仔口味或许不同,但规矩是一样的:长方形的是牛肉馅,圆锥形的是鸡肉馅。

“角仔最初是广东台山人发明的,风靡整个巴西,后来巴西人看角仔这么挣钱,纷纷学会了。”松哥骄傲地说,“但角仔还是广东人做的好吃。”选店秘诀是观察店面服务人员,只要是华人在收钱,就一定是广东台山人开的。

巴西的亚洲移民并不算多。华人移民巴西有着200年左右的历史,整个巴西的华人人口约40万,其中约30万生活在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

19世纪初期,巴西皇室若昂六代想绕开英国商人从事茶叶种植,他最先引进了中国人。但这一种茶计划最终失败了。中国人最先踏上巴西的移民历程充满屈辱,他们通过被称为“卖猪仔”的形式进入巴西,做着开矿、修路、种茶等苦力工作,受尽逼迫。

第二次华人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中叶,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CULI”(苦力)的合同保护他们,陈明中国人在巴西不是奴隶,而是工作员,做满八年后,准许他们可以回国。

第三次移民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时有大量台湾人以及各国华侨涌入巴西,其中不乏商人。

广东人是最早移民巴西的华人,也是改变巴西街头小吃格局的角仔的发明人。在第二次移民潮中,一些广东台山人在葡萄牙人的面包店里打工,不久便发明了角仔这种松脆可口的食品。加入牛肉、鸡肉、奶酪作为馅料,更添美味。不过光吃角仔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台山人很快发现角仔加一杯鲜榨甘蔗汁是绝配。

不仅台山人这么认为,巴西老板也觉得很美味。台山人建议老板允许他们在店中卖些角仔一试,没过多久,角仔火遍巴西。角仔店,更成了巴西中国人的地标,确切的说是巴西广东台山人的地标。

但松哥并没有带我去街区的华人角仔店,因为“去了他们一定不肯收钱”。因此松哥带我来到一家巴西人开的街边角仔店。一个喷香的牛肉角仔,配一杯甜冽的甘蔗汁,只要人民币不到五元。

19年未曾对话的母女

很快,台山人的角仔被大量模仿,巴西当地人或其他国家移民开角仔店的越来越多,角仔从全盛期的一美元一个,到今天的约0.3美元一个,身价大跌。

“二十年前干这个还是很赚钱的。”松哥回忆,那时有大量的台山人偷渡来巴西,干满三年还够蛇头的债,自己开一家角仔店开始挣钱。之后恨不得把整条村的人都偷渡来卖角仔。

在巴西挣了一定的钱后,解决身份问题便是头等大事,而巴西的法律恰恰给偷渡客留了一条活路:只要在巴西生孩子并入籍,父母作为监护人便可获得巴西永久居留权,不计前嫌。另外一条路,就是等巴西每隔十年左右的“大赦”,会归化一批“黑户”。

“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父母把孩子当做工具。”在松哥家里,同为香港移民的松嫂向我吐露她的痛心:“太多华人生孩子是来利用的,不是来爱的。”她指着家中墙壁上的一张照片说,这个家庭就是一例。

图片上是一对母女,她们的面貌具有典型的岭南人特征。女孩叫做Mary,今年19岁,马上考大学,母亲叫阿英,四十多岁。

“19年了,她们从未言语沟通过。离晒大谱(太离谱了)!”松嫂很生气。

阿英也是台山人,早年跟随一位大她近二十岁的老乡来到巴西,做角仔店帮工。时逢角仔全盛期,可谓数钱到手软。之后阿英为解决身份问题生下了Mary。但很快,她发现那个男人还有好几个女友以及孩子。

为了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在挣钱上,阿英把孩子放在一个巴西保姆家。有时很长时间都不过问一下。在Mary的整个童年,巴西保姆就是她的妈妈。Mary只会讲葡萄牙文,一句广东话或普通话也不会说。至于保姆待Mary如何,阿英并不关心。在那一街区很多认识阿英的人看来,“她眼里只有钱”。

之后阿英又生了一个女儿,同样放在巴西保姆家寄养,同样不和女儿沟通。现在阿英跟着另一个年近六十的男人同居,Mary跟着他们居住,Mary的妹妹跟着亲生父亲,与父亲的女朋友以及其他弟妹生活在一起。

三年前有北美教会来探访松哥所在的教会,他们鼓励Mary学习英文。现在Mary已经可以用英文进行基本沟通对话。她在教会用葡萄牙语教儿童主日学,我和她交流,成为了朋友。临回国前,Mary邀请我来到她家。房间昏暗而凌乱。Mary屋子里的灯坏了很久,一片黑暗。“我习惯了,只是进去睡觉。”

Mary在狭小的客厅复习补考的功课,今年她的生物和化学没有及格。如果补考再不合格,她就无缘大学了。而她的梦想,是去大学读教育学。

我送给Mary一只来自尼加拉瓜的白鸟雕塑作为礼物,她高兴坏了,捧着鸟和我自拍。我对她说,“你在我眼中就像这只鸟,圣洁、美丽。”Mary的眼角湿润了。

“19年了,我从未和我妈妈说过话。”Mary说。在我和Mary互动的过程中,她的母亲一直用广东话在一旁搭话,“你是北京来的?我明年想去北京旅游可不可以找你带我?”她并不关心我和Mary在谈些什么,Mary又因何流泪。

阿英端上来一个切开的橙子,指着Mary说:“她从来不吃水果。”我递了一块橙子给Mary,Mary吃了,说很甜。我问她为何不吃水果,Mary说她喜欢吃,只是从来不吃她妈妈给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Mary说她最喜欢心理课和葡萄牙语课,她的英文成绩也很不错。我与Mary在交谈的过程中,阿英总是埋怨:“个女好蠢!唔识讲中文!(这个女儿好蠢,不会讲中文)”我问阿英:“那她小时候你怎么不教她呢?”阿英没有回答。

我鼓励Mary她的英文说得很好,“那么有没有考虑学习中文?”Mary说,“机会是有的,但我从来没有动力学中文。”

一位当地华人二代告诉我,由于自小被巴西保姆带大,听的语言、吃的东西、思维和做事方式都是巴西式的。他们纠结于自己的身份,在说中文时甚至会有羞耻感,觉得中国菜吃起来很奇怪 。更糟的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爱他们时,巴西人却是非常热情的。他们在家中经常亲吻自己的孩子,边亲边说“我爱你”。在巴西,处处可见这样的亲子行为。

而阿英此刻最关心的问题,是尽快把两个女儿嫁给有钱人。

我告辞的时候,Mary表露出极大的不舍。“你知道吗,我过去从来不觉得有谁可以理解我。但是今天,我觉得你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谢谢你。”

Mary送我到大门口,昏暗的楼道,一盏日光灯打在她的脸上,泪光闪耀。“我们还会再见面吗?”Mary问我。

角仔店命案

松哥创办的教会一共有三四十人,全部是广东台山人,全部从事角仔生意,绝大多数通过蛇头进入巴西。他们当中,不乏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每个蛇头的收费不同,搞定一个台山人过来巴西,人均20万人民币左右。通常三年可以还清蛇头,之后的收入,就都是自己的了。若是干得好,也可以自己开店,通过蛇头把其他家乡人弄过来。

办理过巴西旅游签证的人都知道,其手续极其繁琐,很多人因为签证难办放弃前往巴西旅游。但是在蛇头眼中,搞定巴西海关却并不困难,“只要腐败就不难办”。一位昔日蛇头告诉我,他们有多条飞行线路进入巴西,过海关时,往往把整个海关都买通,人一到,甚至有专门的联邦警察开道,带这批人走特别的通道进入巴西。

“若是在巴西街头被查身份怎么办?”我问蛇头大哥。大哥回答我一个字:“钱。”其实贿赂警察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但是一些角仔店员工初来乍到,不明行情,惊吓之余立即奉上几百几千美金。一来二去,露富不说,还抬高了贿赂门槛,甚至成为了当地人的抢劫目标。

丢财不算什么,有时候还要搭进去人命。两年前,阿容的丈夫被人乱刀砍死了,虽然知道凶手是谁,但至今没能缉拿归案。阿容忍住极大的悲痛,一个人照顾襁褓中的儿子。

事发阿容丈夫的角仔店。命案由刚来不久的同乡伙计所为。用的就是厨房的刀。“事发前他们已经察觉那个同乡的异常,他老对着老板说真想杀死你,只不过大家都没当回事。”松嫂介绍,凶手是阿容丈夫的发小,过去并不比人差,但是看到昔日玩伴如今变身巴西角仔大佬,不免眼红。“凭什么我给你当伙计?”也许一怒之下就杀了老板。

凶手潜逃于一个贫民窟中躲藏。一个在贫民窟开角仔店的广东人认出了他,并通知松哥。松哥马上报警。但警察是这样回复的:“贫民窟有自己的黑社会维持秩序,那个贫民窟我们根本进不去,除非你准确说出他现在躲在贫民窟的哪里,否则我们进去贫民窟也会迷路。”

贫民窟往往依山而建,其中的小路往往开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进去后发现是另一片不可思议的住宅,仿若迷宫,即便懂得进去,也未必懂得出来。

在一个周日我和阿容一起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她温婉柔和,特意带我去看了教会附近的跨海大桥。路过一个巴西人开的角仔店,我说想买一个尝尝,阿容熟练地用葡语下单。为了生存,这些普通话讲不利落的台山人,却个个学会了葡语。

难过的还有松哥。“我为他(死者)主持了洗礼、婚礼、葬礼。一条龙服务。我用了很久才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何况阿容。”

在松哥成立这间教会前,当地华人并没有什么团体和组织。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有的正值青春期,只身来到巴西,难抵黄赌毒的诱惑,甚至充当黑社会的打手。

松哥曾经一间一间角仔店去探访,到每家店都点些饮料喝,和店里的中国人谈信仰。终于,松哥喝出了糖尿病。

他们惦记着每个台山家庭的需要。某个角仔店老板因私设老虎机而要蹲监狱、Mary和母亲的关系很紧张、某对夫妇生了孩子拿了身份就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如何让新来的年轻人迅速学习葡语、哪里可以买到中国食材……

每个主日的午餐,也是一顿广东盛宴。虽只有一个肉菜一个素菜,但对广东人来说,能吃上一顿叉烧排骨已别无他求。那些选择扎根在巴西的台山人,往往都获得了永久居留权,有的还入了巴西籍。若是角仔店经营得好,收入足够在当地买车买房。松哥松嫂一家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鼓励这些夫妇在经营角仔店之余,多陪孩子,而且,“一定要教他们中文,一定要和孩子沟通。”

临行前,松嫂带我去当地超市买特产。回家路上,松嫂介绍我认识楼下摆摊的一对山东夫妇。松嫂只会讲广东话,她拉上我做翻译,和这对山东夫妇攀谈。他们是淄博人,老家有人在圣保罗做小生意,就介绍他们全家过来。他们的摊上都是假货和冒牌货。

摊主大哥指着摊上粗粗细细的各种金属链子,让我随便挑。但是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这些东西戴不到一个月就掉色,脱皮,都是假的。”我问他巴西人喜欢这些吗,他说生意不错。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在巴西出生。

坐在摊子最远处的,是他们刚刚从老家来的17岁的儿子。他一直盯着自己的手机看。松嫂问他适应巴西吗,他摇摇头说:“一句葡语不会,没有朋友,很孤独。”

“我要找人教他葡语,他这样一个人呆着不行的。”松嫂拉上我回家,她似乎已经有了主意。

我问松哥,做这些人的牧师有什么不同?松哥说:“牧羊人要在羊当中,不要在羊栏外。”

“我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我没有去过名牌神学院,我不是出身大教会,但是上帝就是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去服侍这个特别的群体。”松哥望向我说:“因为我也出自他们当中。他们经历的一切,我都明白。”

(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

原载于本人财新博客:http://zh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0732

当了调查记者后我常常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说我有时选择不让自己有太多情感。

这是一个令我无比悲愤、失望的社会,我对于这个行将就木的体制丝毫没有信任和希望。

北京经历严重雾霾已经四天。我要怎么形容呢?我每天不敢拉开窗帘,就在对面的楼也看不见。PM2.5连续爆表,局部地区超过1000。当PM2.5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时,就空气颗粒物浓度而言,已基本相当于著名的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污染浓度。

无法呼吸,头痛难耐。此次雾霾极值出现时间为北京时间11月30日18时左右,恰逢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出席会议侃侃而谈的某国领导人,不嫌丢人吗?

就在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之下,段子手无耻地踊跃着,麻痹着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戴口罩的人还是很少。楼下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课间操音乐照样响起,刺透雾霾。中国人,一直就不是注重卫生和健康的民族。他们心中持守着信仰:信中医得永生。

最让我气愤的是官僚的嘴脸。刚才我接到一个环境记者的电话,她是我的好朋友。“你有时间吗,我能和你说5分钟吗?我今天哭了好几回。”原来,她今天冒着这么恶毒的雾霾,跑去某部委开记者招待会,但该会都是喉舌和奴才媒体参与,听话极了。年轻记者因为不在备案名单上,被负责人辱骂:谁让你来的?要么你滚蛋,要么通知你来的那个记者滚蛋。在座的肯定有给你通风报信的,他是谁?

不让录音,不让听会,不停地辱骂,年轻记者说:“我的眼泪就在打转,他为什么这样训我?”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的官僚。中国的官僚不对人民负责,不对真相负责,只对主子负责。他们满脑子思考的都是“政治正确”和“不出事”。他们心中若有半点追求真理的心都无法在其位置上安稳。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我也曾经怀着幼稚的假设,认为他们有一丝公仆的心,认为他们有逻辑,认为他们可以沟通,认为他们有一丝怜悯之心——事实证明,是我图样图森破。我也被部委官僚辱骂过,我也被苛待过。只因我想知道真相,只因我在为受压迫的人讨说法。

我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奴役我们的人。醒醒吧,不要对他们报以幻想。

今天在一个奇异的梦中醒来,记之。

这是一个因言获罪的年代。我所在的课堂,有一位高大、潇洒的青年教师。他时常发表“反动言论”,毫无自我审查,也从不拘泥于当局强加给学校和教师的意识形态。他的人生似乎是被更加超越的真理和价值所驱动。

我为之倾倒。我是那么喜欢上他的课。有一天,他在课堂上与我对视,眼中的真情将我击倒,我满面通红,低下了头。

突然画风大变。我听闻,他被暗杀了。我再看到他时,他躺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的左边墙壁的角落,他只剩下躯干,奄奄一息。我抚摸他的脸颊,他微微张开眼睛,却很努力地传达往日的深情,断断续续告诉我:“他们砍了我的四肢。”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我们都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连忙躲到墙边一排椅子底下。

前来执勤的人员,检查他是否死了。我看到,这些人竟然是曾经坐在我右边上课的人。他们毫无表情毫无感情地翻动着他,并打电话汇报行动结果。我感到非常惧怕,我知道此地不能久留。甚至没有来得及和他告别,再抚摸一下他冰冷的面颊,我一步步退到窗边,脱去缠累我的衣物和行囊,从一个很小的窗户爬了出去。在顺着梯子下降的过程中,我一直害怕他们从那个窗口向我的头顶开枪。终于我来到了地面,光着脚飞快地逃跑。

我不知道要逃向哪里,只知道要向前跑去,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我穿出了小巷,来到了马路上,空无一人。我跑过了一条跨江吊桥,继续向前。我一边跑一边想:亲爱的上帝,我毫无所依,唯有信靠你。我停在了一片贫民窟前。

在贫民窟里我感到非常安全。这里都是家徒四壁的落魄人儿。我走进一户只有一张床的人家,一个女孩子迎接了我。她叫做Samantha。不知为何我跑得已经只剩下内衣内裤,没有其他衣物遮挡。Samantha没有问我是谁,没有问我从哪里来,温柔地信任了我,接待了我。她给我披上她仅有的衣服,是一条红底白点的披风,非常好看。她从窗楣上取下自己藏的钱,给了我一些。

在贫民窟里,我还意外地遇到了我的姨妈,她的出现令我感到非常安全温暖。她的居住条件比Samantha好一些,但是我不敢和她交心,我没有告诉她我经历了什么。

终于有一天我和Samantha的日子无以为继。我和她商量着我们可以做什么。“Prostitute.”不知是谁说出了这个刺骨的词,我浑身颤抖。

之后画面跳跃了,我来到海边一所房子,它的窗帘是渐变的蓝色,薄纱的材质,在阳光下好像蝉翼,美丽非常。我站在这扇窗前眺望远方沉郁的大海。

醒来。

今天我带妞妞去看了兽医。

经过我仔细的观察,我发现她有两个指甲根部呈现褐色皮脂堆积,耳道有炎症,估计还三高。我给她进行了摸检,认为肾结石手术后,可能肾功能、肝功能也受到影响。忧心忡忡。

一路惨叫。

终于到了丑丑妈推荐的动物医院。这里患者真不少,德国牧羊犬、贵妇、泰迪、一种很名贵的猫……它们有得了糖尿病的,有肝上长瘤子的,有肺积水的……真是可怜。

兽医哥哥一看到我家妞妞的脸,第一句话是:“这么漂亮!”从便携笼子里拎出来,第二句紧跟着:“这……么……胖!”随即掏出手机给胖妞妞拍照(并未征得妞妞妈同意)。

抽血,取耳道分泌物,进行了生物化验。妞妞表现并不是很乖,但比这家兽医院赠送代号“泼妇”的丑丑要好处理多了。

在等待报告结果的过程中,我记者病上身,问了医生许多问题,而且要求他检查这检查那。在我的要求下,兽医哥哥还给妞妞挤了肛腺。这真是一个又臭又恶心的操作。相信妞妞今天就医的体验不错,内外清爽,爽歪歪。

一个小时后化验结果出炉,减掉5斤后仍重达14.12斤的妞妞竟然一切正常!指甲皮脂是正常现象,没有三高,没有耳螨,只是马拉色菌少量,可能是冲凉时耳朵进了水,有点发炎。是次就医,挂号建病历、体检化验、挤肛腺、开药共花费760元,听说这个价钱不算多。

我仔细询问用药流程、剂量。还让兽医哥哥演示给我看。

末了,兽医说了句:“你怎么养个猫草木皆兵?”

对此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将来我对待小朋友,是不是也是这种让人厌烦的事无巨细、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我非常惧怕因为我的疏忽和没有竭尽全力,让我的宝贝受苦甚至影响终生。这本是源于我的责任心,但明显过了。

看来,妞妞没病,我有病。

28. July 2015 · Comments Off on 遗产 · Categories: 瞎琢磨

最近我迷上了吃毛豆和茶叶蛋。

不知为何,过去我一直觉得二者都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的食品。但昨天突然开窍,在超市买了2.36块钱的毛豆,潜心研制底料,终于在晚上九点大获成功。倒掉汤汁的时候,我颇为惋惜。

今天无比想吃茶叶蛋,比对了几个菜谱之后,我在其综合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还要等4个小时才能一试滋味。我脑洞大开,想到这锅汤汁,如果我这辈子就这么熬下去,每次都用,是不是就能算得上是老字号了?

万一,我的孙儿游手好闲不学无术,那么我这个当奶奶的,至少可以传给他一锅茶叶蛋老汤,以及精心编纂的茶叶蛋背后的故事,以及市场营销方案。这不是普通的茶叶蛋汤底,是一位世纪老人耗尽毕生精力,用青春和梦想熬出的。你尝到的不仅是鸡蛋的滋味,更是历史、岁月和激情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矮马,把自己都感动了。不过这个文案还不好,还要继续打磨。

如此,我也不枉做过奶奶。我那不孝的子孙,只能帮你到这了。

28. July 2015 · 1 comment · Categories: 信仰

如果妞妞可以更信任我,更顺服我,我想她的日子只会更好过。

但凡说谁养谁,那么供养方一定是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更值得依靠的。可惜被养的一方常常有自己的打算。

比如,屁股总是要洗的。无论你是否挣扎,无论你何处躲藏。最后还不是被拐带着进浴室。越抗命,越难受,尾巴被揪得越疼。你说是不是,妞妞?

我时常感叹,如果妞妞可以更加明白事理,可以不叫不闹,完全信任我来洗屁股,那么我可以抱她在怀中,接近洗手池,温柔地只冲洗屁屁,之后马上擦干吹干,还可以吃个罐头。但现实是怎样的呢?我每次不得不强力按她在地上,使其腹部沾满了水,她越挣扎我越使劲……

再比如,有时一个罐头吃不了,我放在冰箱里。次日拿出来时,对铁罐声音特别敏感的妞妞总是能在第一时间蹿出来,之后开始绵绵不休地喵喵叫,越叫声音越大。我和她说,你耐心等待一会,罐头凉,我给你加热一下,你吃起来更香。于是我要烧水,准备容器,预热,加热。在整个过程中,妞妞扒腿,叫嚷,十分渴求。在这件事上,我接受她毫无保留地表达对罐头炽烈的热爱和渴望,但也更加体会到有时美好的事物不是不到,而是时候未到。热气腾腾的罐头总比冷饭来得香,只不过需要忍耐等候。

养猫的过程也是反思自己生命的过程。我与妞妞,其实很像上帝与我。如果我更加信靠顺服,想必我的日子只会更好。我对于上帝的违抗,肯定远远大过妞妞对我的挣扎。而我迫切向上帝祈求的,声声倾诉相信他早已收悉,我只是需要培养一颗忍耐的心。

妞妞顽抗时,有时还企图咬我,用腿蹬我。但是每次我看着她,就动了慈心,只有爱她。我深知天父待我也是如此。

30. June 2015 · Comments Off on “你吃盒雪糕。” · Categories: 留给一个人

时间如白驹过隙。

终于我还是剪断了那根脐带,其实它早已盘根错节深入我心。

痛的结果有三种:麻木、敏感、强壮。我想我是在麻木中强壮吧,不太敢把感受器都打开。但其实哀伤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历,有助成长。妞妞望着我,表情疑惑。

我和闺蜜说:“我觉得自己很难再去爱了,也不认为会再遇到合适的人。对此我接受。单身也很好。更好。”

闺蜜耐心倾听,末了说了句:“你吃盒雪糕。”

今日最佳。


今天参加了一个新婚同事的家宴。置身于已婚妇女中,听她们吐槽老公、交流家居经验、晒娃萌照、分享婚姻困惑……当然也谈论了严肃的家国社稷和政治改革问题。我的确比同龄女性更关心国是,显得更加严肃。其实,我挺好玩的。

好吧,无娃可晒,我晒晒猫。请欣赏:

《追忆罐头滋味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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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困意一击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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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快舔到屁股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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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人们口中一些无疾而终的爱情。

有人说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有人说是缘分不够;有人忆往昔悔不当初。

我渐渐觉得,没有那么多不可抗拒的造化弄人,还是因为爱得不够。如果足够爱,怎么会放弃,怎么会最终没有在一起。爱就是不离不弃。不过这并不是在苛责谁不愿意去爱或故意保留,而是爱的能力有限,爱自己比爱对方多了一点。

不是说别人,我说我自己。等我终于想明白这些,故人已不再。

朱颜日日惊憔悴
多少离愁谁得会
人事改,空追悔
枕上夜长只如岁
红绡三尺泪
双结解时心醉
魂梦万重山水
觉来还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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