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尖叫到歌唱，女工的出路在何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的目光曾一度聚焦在一个庞大的群体身上：打工妹。
当时，在广东的很多工厂，几乎绝大多数打工者是年轻未婚女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1991年，广州电视台播出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轰动全国。电视剧描述了赵小芸、阿芳、凤珍等年轻女性，从北方某穷乡僻壤到“天堂”广东打工的遭遇和挣扎。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南下农民工生活和劳资关系的电视剧。
两年后，1993年的11月19日，一间专为欧洲某名牌玩具公司加工的分包厂燃烧大火。丧生的80多名工人中，除了两名男性，其余都是女性。
惨剧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打工者生存环境的好奇和思考。其中，就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用潘毅自己的话说：“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广大农民工，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代价。”
一个偶然的机会，潘毅见到了火海逃生的晓明。在同村一起出来打工的姐妹中，她是唯一的幸存者。
与晓明的邂逅，激发了潘毅的一个写作计划。2005年，潘毅出版《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下称《中国女工》），同年获得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是该奖自1946年设立以来获奖的首位亚洲学者。
在潘毅看来，“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阿英的尖叫
为解开心中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下 , 中国女性工作生活和身份变化的疑问，潘毅决定进入现场。
1995年11月至1996年4月，潘毅来到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当全职工人，与五百多名女工同工同住。
在狭小的宿舍内，潘毅与八个人挤在一起。其中，一位叫做阿英的女工，时常在梦魇中尖叫醒来，随即又倒头睡去。
潘毅急于理解这尖叫，每一声尖叫，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她经历着的某种创伤。潘毅写道，阿英的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在工厂的经历使潘毅懂得：“对时代的无力感是对生命的无知和否定。”她得以一窥中国第一代女工恶劣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国际资本、国家社会以及封建父权对中国女工的重重压迫。
透过书中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位农村妇女在教育、家庭劳动分工、就业以及婚姻方面，仍未能逃脱父权捆锁。
她们先为外出打工与家庭抗争，在平均打工四五年后，又不得不为了结婚而辞工返回老家。“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岁至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所征用、掠夺，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潘毅写道。
《中国女工》出版十多年后，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出版《打工女孩》，笔下人物是她2004年至2007年在东莞接触到的女工。
《打工女孩》描写的是第二代女工，与潘毅笔下的第一代女工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人生期待，但两代女工所面临的来自资本、国家以及父权的压力并未减轻，只是形式或有不同。
在《打工女孩》中，二代女工似乎更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对待关系也更为开放自由。不难读出，张彤禾强调女工的自主和自由，对清敏、春明、刘以霞等女工的明天和上升空间，报以希望。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参照系是老家，那么第二代一定是城市；第一代渴望衣锦还乡，第二代则渴望立足城市。前者去城市打工，带着强烈的家庭经济使命，或为父母治病，或为弟妹上学，或为自家盖房。在广东某些地方，有打工妹（甚至远赴东南亚）选择终生未婚，理由是为了娘家保全自己打工所得，否则一结婚全是婆家的；后者在顾家方面承担额外责任的使命感没有那么强烈，城市化的程度更高，权利意识也开始增强。她们当中也有一些违背家庭指命不结婚，但并非出于经济因素，而是意识到性别与权利平等。
目前，中国对女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女工维权艰难。若要想维权，女工往往要承担被辞退或报复的风险。中国法律对女性的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就业、家庭暴力及性骚扰中对女性的保护偏弱。
虽然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对女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给予了具体规定，但对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仍局限于妇女生理性别的保护，欠缺妇女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自我发展权利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2010年，富士康连续发生跳楼事件。作家丁燕开始关注这些工厂里的女孩。2013年5月，丁燕推出200天“卧底”观察报告《工厂女孩》。丁燕卧底的东莞，人口上千万，八成是非本地户籍，女工占六成以上。
工作的第一天，丁燕做了20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美国记者张彤禾、中国内地作家丁燕笔下的女工背后，是一亿多的中国女性，这些女工们共同面临着户籍二元制度的钳制与单调繁重的车间工作。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中国女性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1亿，年龄高度集中在20岁至24岁，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
从务工经商原因流动的年龄模式看，女性与男性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者的行列，但女性比男性早两年退出。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流动人口男性雇员平均月收入为4504元，女性为3441元；农业户口雇员平均月收入为3705元，非农业为5697元。
潘毅曾在《路在何方——第一代女工的挣扎》中发问，工人的未来，路在何方？
文末她写道：“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多少人经年累月的不休不眠，珠江三角洲每年还是少不了十万个工伤个案。有什么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改变世界工厂的运作？如何能够更加有力地赋权于打工者？
撕去标签，放声歌唱
潘毅关于“路在何方”的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2017年3月，社会学博士吕途即将出版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下称《女工传记》），目的就是“探讨出路和方向”。
吕途在工友之家工作，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这是吕途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分别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北京工友之家是于2002年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通过义务演出、为打工子女提供发展教育服务、开办互惠公益商店、社会调研、创业培训等形式，专门为在城市的打工群体提供服务。
《女工传记》由不同年龄的34个女工故事构成，一方面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一方面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吕途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只有当一个人有方向的时候，能量才能转化成力量。”
人物之一，是1985年出生于辽宁的女工段玉。
2016年母亲节前夕，段玉在“尖椒部落”网络平台发表“给女儿的一封信：我希望你是女权主义者”。同期，段玉还与其他两位女性组建了女性民谣乐队九野，代表作有《我是女孩》、《回归温暖》等女工歌曲。
2017年春节前夕，在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剧场”里，举行了第六届“打工春晚”。
其中，段玉所在的“九野乐队”参与演出的15分钟性别平等主题歌舞小品《红》令人印象深刻。
《红》的剧本是由熊颖根据深圳绿色蔷薇女工的原创戏剧《她说》、木兰花开的歌曲以及九野乐队成员的故事改编而成。
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服务女工及流动儿童的社工中心。绿色蔷薇用文化形式倡导女工权益，促进女工主动与社会进行对话。
《红》剧的叙述者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自幼遭受了诸多因性别不平等造成的不公待遇，她默默隐忍着歧视以及外界加诸女性的期望和枷锁，不停地为旁人牺牲。
“我得带孩子；我要做家务；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医院；为了养他，我还要外出打工；孩子想上学，我还得去上环、结扎！”
最终，向往蓝天和自由的她，终于挣脱了束缚，甚至敢于做“不完美的妈妈”，“不要牺牲，不要伟大”。
北京木兰花开文艺队的女工们唱到：“不完美不万能的妈妈/你有你喜欢的事/给自己放个假/背着行囊远行吧/妈妈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身份/不是一生的标签/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不完美的妈妈》是木兰花开原创歌曲）
2017年的妇女节，来自绿色蔷薇、深圳市基层色素摄影发展中心、深圳市重D音工人文化中心、九野女性民谣组合和橙雨伞公益等组织的女工们相聚深圳，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表达着她们的内心独白：“拒绝被代言”“追求女性权利、女性参与”“分享生命的美好，寻求生存的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亲历现场，她不只一次看过由五位演出者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戏剧《她说》。
卜卫写到，其中一个环节是分享关于流产和做家务的看法。一名演员站在舞台上，身上贴满了纸条，如：“家务活没有规定就是女人做的，男人也应该共同承担”“要尊重女性，不要大男人主义，男人也可以做家务”“她是你老婆，不是你家的保姆，你应该多体谅她才对”等。卜卫感慨：“戏里戏外，听到的都是性别平等”。
个人故事脱离不了社会发展背景。卜卫撰文介绍，东莞毅行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女工们的故事《女工四代》，诉说了在不同年龄层社会和家庭加诸于她们的期待和要求。有女工坚定地说，“如果有养老保险，就不会依靠男人和婚姻。”
庆祝活动的最后，女工们邀请所有观众一起上台跳反暴力舞蹈《挣脱枷锁》，庆祝反家暴法施行一周年。
类似绿色蔷薇、九野乐队这样的女工组织的表达和诉求，是《外来妹》中面对城市生活手足无措的第一代女工无法想象的。
越来越多的二代女工认为，妇女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被消费、被庆祝；她们要的不是包包，不是口号，而是自由、平等和爱。
下一个打工十年，希望真能如卜卫所愿：女工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