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July 2014 · Comments Off on 挤奶工杨姐的娃儿没书读 · Categories: 什么令我落泪, 农民工子弟教育 · Tags:

这几天早上喝三元牛奶,想到挤奶工杨姐的娃儿即将回老家留守,心中难过。

北京三元奶厂挤奶工杨姐和费哥是两口子,安徽人,我在采访时认识了他们一家。他们的三个孩子自出生就在北京,好好一家人,马上要骨肉分离。“北京不让我们上学呀,我们回去就成小混混了。”杨姐的大女儿小梅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方针,首善之区北京对此回应特别积极。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但万万想不到,还能教育控人。

2014年北京非京籍“幼升小”被认为“史上最难”。“幼升小”只是今年教育控人链条的开端,“小升初”、“升高中”都对非京籍学生关卡重重,“异地高考”更是痴心妄想。

小梅在北京朝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六年级。父母办“五证”倒是不难,难在学籍。2013年8月,教育部在全国建立统一电子学籍系统。但在北京,自办校学生未被纳入电子学籍系统,“临时学籍”不管用。北京市规定,非京籍学生“借读”北京市学校,必须提供学籍证明及教育ID号。于是今年在自办校就读的小梅,即便办齐“五证”,也无法升初中。而她的大多数同学都因为父母办不下来“五证”而升学无望。小梅回老家同样没书读,老家教育部门告诉杨姐,当地电子学籍建档去年已完成,今年无法接收无学籍学生。北京留不住,老家回不去。

有一种人口管控逻辑是,限制一个孩子上学,就赶走了一家外来人口。然而走的往往只是孩子。杨姐的弟弟在温州打工,已经留下了四个孩子给老人照顾。如果再加上杨姐的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要照看七个孩子,简直不可想象。夫妻二人与孩子一起回去也不现实,他们在京生活已近20年,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也没有地。供三个孩子上学是笔不小的开支,回老家挣不到钱。杨姐说:“我原本以为我的孩子在北京会比我过得强,但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去杨姐家采访时,她的脚面肿得老高。问她时她才说,这是被牛踩的。“牛脾气牛脾气,就说的它们。” 挤奶这工作不仅又脏又累,而且经常被牛欺负。这次就是在给牛插乳头时,被生气的牛踩了脚。杨姐没少吃牛脾气的苦,嘴唇被踢破了好几次。她丈夫费哥干活也很卖力。他俩每天早上从七点半到晚上十一点,要分三次给两百多头牛挤奶。和丈夫来京近20年,每年的春节都是在挤奶中度过。自我奶奶到我这辈,北京人嘛,喝奶通常会选择三元。可我们从来没想过是谁在挤奶。

去小梅家采访,感觉他们活得很原生态。他们住在奶厂附近的一排平房,门前有菜地,菜地里养着鸡,门口是一条目烁金光的大狼狗,狠命“汪汪”发出警告。小梅的弟弟小洋读一年级,他跟大黑说别叫了,这是记者姐姐。大黑一说就懂,转身回窝了。小洋说他特别喜欢动物,梦想是成为动物学家。进入小梅家,两间大房,简陋整洁,墙上贴着他们的奖状。电视里播放着动物世界,小洋提醒我:“这是狒狒,不是猩猩。”

刚刚过去的六一,是他们在北京度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我问杨姐有什么打算,她说只能把孩子送回安徽农村去,普通学校不收的话,就读贵一些的封闭学校。说到这里她哭了,我也哭了。

有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采访中我常常感到气馁、无助。扪心自问,我的采访有什么用?面对这些无助的家庭,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一次聊天我和朋友说,我不想干记者了,今年那么多非京籍孩子没书读,我干脆开学校去。小学那点儿东西有什么难,应试教育本身就为人诟病。朋友说,那可开不过来,今天开学校,赶明儿还得接着开医院、开监狱,干不过来呀。

早上收到同事罗洁琪的短信:“早,还在继续写稿。清晨,听到院子里的农民工在施工,驮电缆,他们声嘶力竭地齐声喊,一二三。我听了,心里难过,我们国家亏欠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民工在城里邋遢肮脏地劳作、生存。如果自己能做点什么,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这也是人生的意义。”

心中惦记,今天打电话给杨姐,她说下个月就把三个孩子送回老家去了。“不舍得也没办法。”挂了电话,我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干活。杨姐的背后,不知道是多少万非京籍家庭的叹息和无奈。

没有“外地人”的北京,真的会更好吗?而谁才是本地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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