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台湾

我是在来到香港之后，才真正和台湾人有了深入的接触，开始倾听他们，了解他们，欣赏他们。

在这之前，台湾人给我留下最深的一次印象，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经常有外国友人或其他地区的访客来到我的高中参观，我正好是校史讲解员，三天两头儿叨咕那点儿破事儿。我们毕业后，它好像更辉煌膨胀了，校史讲解员一定更累了……就这么着有一回接待台湾参观团，和其中一位在佐治亚理工大学读工程的台湾大哥交流了联络方式。之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联系着。北京“非典”爆发，我又收到了他的邮件。他听说北京有些口罩不合格，还脱销，担心我和家人的安全，他通知我已寄出一批特别安全特别专业的口罩！让我天天佩戴！还记得那一天，已经放假在家躲非典的我又回到学校取快递，好家伙，一大摞口罩，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手感特别密实坚韧，戴上以后跟特种部队似的，又有点儿像大猩猩，嘴往前凸，在街上引来的回头率特高，还有人问我这口罩是哪里买的！总之，戴上这口罩我觉得特别温暖，也可能是因为喘不过来气憋的。

过去所受的畸形的爱国主义教育，经常以大合唱的方式席卷我们的意识形态，使得我们在这种狂热翻腾的集体浪潮中，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情感。以至于见到一个日本人，在知道他叫什么之前，就问他：“你承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见到一个台湾人，在问候他之前就问他：“你是否反对台独？”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爱国逆反心理。其实无论哪一种，都很畸形，很混乱，很扭曲。离开北京后我才发现，北京孩子真可以算是热衷讨论政治的。特别是当几个挺华丽的北京妞儿（或者小伙子）坐一块儿，谈论的话题，可能一点儿也不华丽，忧国忧民，民生社稷，继往开来，历史问题……有一次在高中饭堂，我就听见一桌儿同学在讨论“台湾问题”，他们说必须武力实现统一！当时和我特别谈得来的一个小伙子就坐不住了，他也不认识那桌子同学，本来是要向我阐述伟大的数学理论，却走过前去和他们据理力争为什么不能统一也不用统一。后来我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话吓死我了，也令我记一辈子，同时我一生都拭目以待。他缓慢而坚毅地说：“我想当台湾总统！”

提到台湾，再有就是罗大佑和李宗盛，这两个让我自幼就不能自拔的老男人。我敢说，这辈子我都听不腻他们的每一首歌。奇葩，奇葩，伤痕累累，才华出众，感情丰富，敏感脆弱的乐坛奇葩！

以上是我和台湾截止于2005年的大部分记忆和故事。

2005年，我来到了香港。我所在的教会，有30%或以上都是台湾人，多数是早年去美国留学，然后来到香港做教职或专业人士的。这一接触我才发现，他们也挺爱吃，他们对台湾和大陆的感情都很深，他们的父母很有故事，他们对台湾的民主很执着，他们背起古诗来比香港人强多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秉承和持守甚至好过大陆……每次台湾大选，我都会看到这些台湾人放下手里一切的工作，归心似箭，庄严而自豪地说：“我要回去投票！”我不禁回想自己有限的人生，连父母的也算上，怕是从来没有有效地投过票。

不久前我邀请一对台湾夫妇来我家吃饭。男的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哥伦毕业大学拿到物理博士，2002年从美国来到香港。他风趣幽默，渊博健谈，这很符合我对于理科男一贯的认知。他谈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过往，我一定要记录下来。

首先，他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到哥大的他，被台湾的左、中、右、独好几派阵营轮流迎新，拉帮结派。他自己跟哪一派都能说上话。他在台湾年大学的时候非常左，通读了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和毛泽东文集。但是去了纽约，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后来还上街参加游行，被同学里的特务发现，于是有人去他父亲家里做工作，暗示他儿子上了政府黑名单，要贿赂一下把名字除掉。这些经历我不太听得懂。但是他提到，那时在美国，有许多台湾人支持四人帮！他说他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因为台湾那时候在保钓运动中被日本人欺负，觉得自己很无力，很盼望大陆强大，看到四人帮，便抱着一种理想主义，觉得他们颠覆了一种旧有的秩序，可以让穷人上位，于是迷信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去了中国，打算为四人帮贡献自己的一生。他太太还说了几个这样做的例子，比如谁谁，谁谁谁。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我接下来问他这些人的下场如何？他说：“非常惨，他们放弃了学业，到了大陆，79年改革开放，他们看到自己的政治幻想破灭，但是那时也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或美国，在中国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批人！市面上似乎从来没有描写这群人的故事或文字，如果他可以和他们中的谁谁重新联系起来，我很想采访他们，听听他们戏剧性的人生故事。

他还提到，2000年台湾大选，他在New Jersy看直播，他并不支持陈水扁，但是当陈水扁胜出的那一刻，他哭了。他说他的眼泪是因为，这是国民党分裂后，台湾历史上没有流血的政权转移，他的眼泪在于他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2008年台湾大选，他回去和与自己关系很好但政治立场相左的妹夫坐在一起看结果。他看到马英九上任，又哭了，因为他又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政权再转移。因为如果政权只是转移了一次，未必最健康理想，只有当它可以再转移，才看到其生命力。2012年，在马英九和蔡英文之间，他回去投票给前者。这一回，他还是哭了，因为他见证的是，在政权再转移的基础上，参选人的素质提高了。他说，希望台湾可以成为中国的雅典。台湾没有经历过文革，有来自大陆不同省市的人，保留着很传统的儒家文化，实现了今日的民主；香港是殖民文化，目前也走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民主进程，对于今日大陆，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他和小马哥是同龄人，也算认识。他说，小马哥上台后的许多政策，他都打心眼里明白是为什么。他相信小马哥，而且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台湾，恰恰教育出了最爱国的台湾人。”这句话很深奥，但是听他提到屡屡为台湾、为大陆流泪，我就信了。

有大陆朋友朋友问他：“台湾民主好，还选出了陈水扁？”他的回答很有趣：“没错，是选出了陈水扁，但这是一种很稳定的oscillation,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总有平衡和制约。但是如果没有民主选举，结果就不是oscillation,是雪崩。”——深奥吧，太深奥了。

我下一个旅行计划就是去台湾。不光冲着牛肉面和肉燥饭，也不光冲着台北夜市和垦丁风光，我要好好看看孕育了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地方，更要好好感受那里的民情和中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