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来到香港之后,才真正和台湾人有了深入的接触,开始倾听他们,了解他们,欣赏他们。

在这之前,台湾人给我留下最深的一次印象,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经常有外国友人或其他地区的访客来到我的高中参观,我正好是校史讲解员,三天两头儿叨咕那点儿破事儿。我们毕业后,它好像更辉煌膨胀了,校史讲解员一定更累了……就这么着有一回接待台湾参观团,和其中一位在佐治亚理工大学读工程的台湾大哥交流了联络方式。之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联系着。北京“非典”爆发,我又收到了他的邮件。他听说北京有些口罩不合格,还脱销,担心我和家人的安全,他通知我已寄出一批特别安全特别专业的口罩!让我天天佩戴!还记得那一天,已经放假在家躲非典的我又回到学校取快递,好家伙,一大摞口罩,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手感特别密实坚韧,戴上以后跟特种部队似的,又有点儿像大猩猩,嘴往前凸,在街上引来的回头率特高,还有人问我这口罩是哪里买的!总之,戴上这口罩我觉得特别温暖,也可能是因为喘不过来气憋的。

过去所受的畸形的爱国主义教育,经常以大合唱的方式席卷我们的意识形态,使得我们在这种狂热翻腾的集体浪潮中,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情感。以至于见到一个日本人,在知道他叫什么之前,就问他:“你承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见到一个台湾人,在问候他之前就问他:“你是否反对台独?”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爱国逆反心理。其实无论哪一种,都很畸形,很混乱,很扭曲。离开北京后我才发现,北京孩子真可以算是热衷讨论政治的。特别是当几个挺华丽的北京妞儿(或者小伙子)坐一块儿,谈论的话题,可能一点儿也不华丽,忧国忧民,民生社稷,继往开来,历史问题……有一次在高中饭堂,我就听见一桌儿同学在讨论“台湾问题”,他们说必须武力实现统一!当时和我特别谈得来的一个小伙子就坐不住了,他也不认识那桌子同学,本来是要向我阐述伟大的数学理论,却走过前去和他们据理力争为什么不能统一也不用统一。后来我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话吓死我了,也令我记一辈子,同时我一生都拭目以待。他缓慢而坚毅地说:“我想当台湾总统!”

提到台湾,再有就是罗大佑和李宗盛,这两个让我自幼就不能自拔的老男人。我敢说,这辈子我都听不腻他们的每一首歌。奇葩,奇葩,伤痕累累,才华出众,感情丰富,敏感脆弱的乐坛奇葩!

以上是我和台湾截止于2005年的大部分记忆和故事。

2005年,我来到了香港。我所在的教会,有30%或以上都是台湾人,多数是早年去美国留学,然后来到香港做教职或专业人士的。这一接触我才发现,他们也挺爱吃,他们对台湾和大陆的感情都很深,他们的父母很有故事,他们对台湾的民主很执着,他们背起古诗来比香港人强多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秉承和持守甚至好过大陆……每次台湾大选,我都会看到这些台湾人放下手里一切的工作,归心似箭,庄严而自豪地说:“我要回去投票!”我不禁回想自己有限的人生,连父母的也算上,怕是从来没有有效地投过票。

不久前我邀请一对台湾夫妇来我家吃饭。男的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哥伦毕业大学拿到物理博士,2002年从美国来到香港。他风趣幽默,渊博健谈,这很符合我对于理科男一贯的认知。他谈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过往,我一定要记录下来。

首先,他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到哥大的他,被台湾的左、中、右、独好几派阵营轮流迎新,拉帮结派。他自己跟哪一派都能说上话。他在台湾年大学的时候非常左,通读了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和毛泽东文集。但是去了纽约,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后来还上街参加游行,被同学里的特务发现,于是有人去他父亲家里做工作,暗示他儿子上了政府黑名单,要贿赂一下把名字除掉。这些经历我不太听得懂。但是他提到,那时在美国,有许多台湾人支持四人帮!他说他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因为台湾那时候在保钓运动中被日本人欺负,觉得自己很无力,很盼望大陆强大,看到四人帮,便抱着一种理想主义,觉得他们颠覆了一种旧有的秩序,可以让穷人上位,于是迷信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去了中国,打算为四人帮贡献自己的一生。他太太还说了几个这样做的例子,比如谁谁,谁谁谁。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我接下来问他这些人的下场如何?他说:“非常惨,他们放弃了学业,到了大陆,79年改革开放,他们看到自己的政治幻想破灭,但是那时也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或美国,在中国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批人!市面上似乎从来没有描写这群人的故事或文字,如果他可以和他们中的谁谁重新联系起来,我很想采访他们,听听他们戏剧性的人生故事。

他还提到,2000年台湾大选,他在New Jersy看直播,他并不支持陈水扁,但是当陈水扁胜出的那一刻,他哭了。他说他的眼泪是因为,这是国民党分裂后,台湾历史上没有流血的政权转移,他的眼泪在于他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2008年台湾大选,他回去和与自己关系很好但政治立场相左的妹夫坐在一起看结果。他看到马英九上任,又哭了,因为他又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政权再转移。因为如果政权只是转移了一次,未必最健康理想,只有当它可以再转移,才看到其生命力。2012年,在马英九和蔡英文之间,他回去投票给前者。这一回,他还是哭了,因为他见证的是,在政权再转移的基础上,参选人的素质提高了。他说,希望台湾可以成为中国的雅典。台湾没有经历过文革,有来自大陆不同省市的人,保留着很传统的儒家文化,实现了今日的民主;香港是殖民文化,目前也走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民主进程,对于今日大陆,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他和小马哥是同龄人,也算认识。他说,小马哥上台后的许多政策,他都打心眼里明白是为什么。他相信小马哥,而且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台湾,恰恰教育出了最爱国的台湾人。”这句话很深奥,但是听他提到屡屡为台湾、为大陆流泪,我就信了。

有大陆朋友朋友问他:“台湾民主好,还选出了陈水扁?”他的回答很有趣:“没错,是选出了陈水扁,但这是一种很稳定的oscillation,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总有平衡和制约。但是如果没有民主选举,结果就不是oscillation,是雪崩。”——深奥吧,太深奥了。

我下一个旅行计划就是去台湾。不光冲着牛肉面和肉燥饭,也不光冲着台北夜市和垦丁风光,我要好好看看孕育了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地方,更要好好感受那里的民情和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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