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Zihona

每天，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上，成百上千的拾荒大军爬上爬下，熟练地分拣。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处理，几乎全仰仗这16万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在垃圾堆里手动挑拣分类，再送往废品回收站取得数十元的回报。

张红想过许多次和父亲重逢的场景，但是他们25年后却相见于张红未曾想到的地方——法院。“我就想问你，你把我卖了，接人家钱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张红把心一横，要告她的父亲人口贩卖。

越来越多的二代女工认为，妇女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被消费、被庆祝；她们要的不是包包，不是口号，而是自由、平等和爱。下一个打工十年，希望真能如卜卫所愿：女工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

小倩在北京攒了些钱。她发誓再也不能让人骗去。现在，她打算赚一点儿钱，就去做个医美。她对自己的五官很不满意，觉得自己脸大不尖，眼睛小，下巴不翘，额头不鼓。

我们吃的每一口海鲜，都可能沾着缅甸渔工奴隶的血泪。2016年，第100界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授予了美联社的4位女记者。她们通过7篇长篇调查和2个视频报道，向我们揭开无比震撼的印尼渔工奴隶的悲惨世界。

亚里斯多德说：”谁都会生气，这没什么难的。但如何在恰当的时候、为了恰当的原因、对恰当的对象、以恰当的方法、发恰当程度的脾气，可就难了。 “

关于难民，关于离婚，关于甜品，关于计划生育，我们聊了20分钟。就这样，我和素昧平生的瑞典民间大使结束了愉快的通话。后来我们又联系过，他告诉我这项活动结束了，“就是为了促进旅游”。

2013年岁末，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我很不自在地坐在第8号法庭里——在座的女性中除了社工和我，都被指控卖淫，等待审判。
“她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永远站不起来。”

悲哀的是，当遇到暴力或伤害时，性工作者一般都是自己处理。一些会从自己圈内人那里寻求帮助。《报告》调查表明，多数性工作者会去找老板或妈咪帮忙，却不可能寻求法律或行政上的保护。

曾几何时，打鸡血、吃醋蛋、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爬行运动、倒立疗法，都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过，知识分子跟风的也不在少数。我们缺的，不是酵素，是科学素养和思考能力。

“我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我没有去过名牌神学院，我不是出身大教会，但是上帝就是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去服侍这个特别的群体。”松哥望向我说：“因为我也出自他们当中。他们经历的一切，我都明白。”